1937年，蒋介石在庐山讲话中，大义凛然地倡导，全中国的男女老少，都有守土抗战的责任，并为此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
但神奇的是，面对日本的多次试图议和，他却始终没答应，这其中又有咋样的考量呢？
实际上，从许多高层的文件和讲话中，很多都体现了积极抗日的相关联的内容，但也有一些想要停止抗战的计划及日本进行媾和的秘密接触。
“七七”事变以后,对决策层来说，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前景:一个是“抗战到底”，先把国家的敌人赶走再考虑其他的。
而随着后来中日战场上的战况变化、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的抗战态度往往在以上两种态度中游移。
七七事变之初，就由宫崎和船津等人主导的两次“和谈”，而后是1937年11月的“陶德曼调停”。
紧接着1938年的“宇垣工作”、“小川路线年的“今井工作”，还有1939年底的“桐工作”等等，数不胜数。
蒋介石不是死撑着不肯议和，而是他一直以来抗战的决心就不坚决；只是野心和利益没有正真获得满足，所以最终没把中国卖了。
几天后，日本内阁抱定“不扩大”的方针，争取用谈判获益。南京政府未必想打仗，但对于日本的要求，他们没办法全盘接受。
而后孙中山的日本友人秋山定辅联系到了社会活动家宫崎龙介，让其与蒋介石进行协商处理卢沟桥事变。
然其与南京方面的沟通电报被日本陆军查获，宫崎龙介也在神户上船后被宪兵队逮捕，最初的“宫崎工作”无疾而终。
他们认为，只要对中国进行相对有效打击，极短时间就能完成对中国的军事侵略行动，并且坚信北边的苏联不会出兵援助中国对抗日本。
陆军大将杉山元更是表态说“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但时任天皇裕仁没跟着“上头”，还保持着一丝理智，毕竟谁也不能够确保苏联不出手。
同时，经历了“宫崎工作”失败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恰好向裕仁进言，劝说他借用外交手段息兵。
这一次，在天皇和政府的主导下，日本陆军也同意了以外交手段处理问题，派遣了船津辰一郎前往中国传达两个“和平交涉”方案。
日本在方案中提出了让“东北模式”在华北地区加以利用的希望，还要求蒋介石与日本方面合作。
而蒋介石虽然在多种层面上，让日本人觉得他软弱可欺，但分割满蒙地区甚至放弃对华北地区的管控，都是蒋本人和其政府不能接受的。
到了1937年10月末，布鲁塞尔会议即将召开，此前中国就卢沟桥事变向联国联控诉过日本，所以这次会议上日本非常有可能受到仲裁。
当时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德方大使陶德曼表达了自己的停战条件，但中日双方的对方基础是不平等的。
中国当时是布鲁塞尔会议的重点关照对象，难得遇到支持，于是蒋介石拒绝了日方，并表示国民政府能够维护华北地区的主权，才是谈判的基础之一。
然而，就像巴黎和会上的不公平待遇一样，布鲁塞尔会议也没有给予蒋介石期待的对日制裁，反而在12月，日军攻陷了南京。
在“扩大派”的强硬政策下，日本内阁制定了新的也更为严苛的和平准则，这份新条件连陶德曼本人也称，没人能接受。
万万没想到，蒋介石看到日方提出那么多苛刻的条件要求，心情是大喜过望，在日记里甚至表明了自己“心为之大慰”。
本来他还有些犹豫，看到日方一点余地都不留，正好就干脆拒绝，还能平息一下国内的愤懑。
于是在1938年1月蒋介石表示，中国不愿丧失领土和放弃任何权利，至此“陶德曼调停”也宣告失败。
国民政府屡次“不识趣”，日本也有些搓火，他们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不以蒋介石为对手”。
一来是看不上军的作战实力，更多的是不想承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合法性，这样方便他们再扶持一个傀儡政权，扔他们捏扁搓圆。
如此他们几乎就可以兵不血刃，就掌握大量的中国土地，还能将侵略的仇恨，转化为中国人内部的争斗。
当然，日本一直想着不扩大，倒不是它尚余一丝良知，而是它本身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比如军队和政府有着众多分歧。
日相近卫文麿邀请了陆军前辈宇垣一成出任外相，试图解决其军政分歧严重的局面。
宇垣一成上台后，对中国实行了多线的秘密接触，有小川平吉、萱野长知与孔祥熙及其亲信贾存德的往来，中村丰一与孔祥熙心腹乔辅三也有联系。
但无论是对谁，日方都要求，必须先把蒋介石弄下台，才有谈判的可能；但孔祥熙也表示：蒋介石一定不可以倒。
其中，小川平吉和萱野长知一线，和孔祥熙等人产生了一定的信任，因为这二人对于蒋介石的态度更平和，所以更容易给人接受。
当然，这二人也不见得是好东西，不过是伪装成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友好人士”罢了。
因此他们不会忽略哪怕是搬到了重庆的蒋介石，并且像天皇强调其在中国的重要性，而且他们提出的条件对中国来说更贴合蒋介石的心。
而蒋介石为了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双方因此打得火热，而且蒋介石一度十分动心。
但是毕竟都当惯了老狐狸，都怕落入对方圈套，于是双方都带着试探在交流，而双方都觉得对方不够诚恳，谈判进程就只得一拖再拖。
“和谈”迟迟没办法取得成果，陆军的“扩大派”就重占上风，加紧了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我国对于抗日则更加积极、坚定。
其实，宇垣一成所做的“诱降”是最大有可能成功的，不过日本国内的主战呼声越来越高。
再加上政府准备设立“兴亚院”，折损了外务省的外交权力，他权衡之下选择辞职，自然他主导的“诱降”也就无疾而终。
而在不停的“试错”中，日本陆军对华侵略的设想逐步明晰，推动“汪蒋合流”最终击败中国的方针，似乎势在必行。
1939年4月至1940年9月开展的“今井工作”，就是在“汪蒋合流”的名义下利诱蒋介石下野，“桐工作”正是其核心。
在日相平沼骐一郎与日本在中国的总司令部第一课长今井武夫的共同促进下，日本开始秘密接触樊光。
除了老调重弹，今井武夫更着重强调自己的诚意，但双方谈崩的一点是，孔祥熙想要美方介入，但日本拒绝受到这样的“制约”。
于是，他想通过樊光直接对话孔祥熙的计划失败了，也就表示，他的工作才刚起步，就走进了死胡同。
此时内并不是只有蒋介石一派的人可选，汪精卫很显然就是足以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任务之一，此后日本便加紧了对汪精卫的活动。
不过，在拉拢汪的同时，日本也没放弃蒋，其他人走不通，慢慢地，日本人注意到了宋美龄的另一个弟弟宋子良。
不过，喜多诚一提到了“蒋介石下野”的可能性，这让孔家人觉得日本人“假和平，真诱降”的嘴脸太明显了，喜多诚一再多努力也没用了。
好在，今井武夫派出了足够多的人，因此通过宋子良的这条线，日本 依然开展了和蒋介石政府的谈判。
双方就以今井武夫和宋子良为核心，还为之取了个附庸风雅的名字“桐工作”，取自中国典故“凤凰非梧桐不栖”。
1939年12月，宋子良与香港机关长铃木卓尔会面，两个人在进一步了解之后，认为有谈下去的可能。
第二年的2月14日，今井武夫到达香港与宋子良会面，宋子良表示宋美龄会作代表到达香港，双方确定在香港开展“和平会谈”。
接下来，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双方在香港进行了四次会谈，内容涉及到满洲国问题、问题、华北驻兵问题、经济合作问题等。
3月17日，日本大本营陆军营拟提出了停战相关的具体条件，即《允许停战的门槛》。
日本无论表面上为了“和谈”做出多少努力，他们从始至终坚持着，不让最前线的日军撤退这一点。
蒋介石方面也不是智商掉线，日方哄得他签了字，转头就能马上端起武器继续侵略，这协议肯定是不能签的。
而且，如果日本借口和苏联发生摩擦，那么中国肯定受到牵连，搞不好那两个国家每个都趁机咬上中国一口。
所以，蒋介石即便是不想打仗，但也也清楚暂停和完全撤退的区别，只是此时双方都尽量充分相信对方的诚意。
从地理位置来看，宜昌失守等于打开了入侵重庆的大门，蒋介石出于对日军的忌惮，内心更想以和谈换取喘息之机。
只是，蒋介石此时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他认识到，日本绝不会安于“和平”，一切行动无非是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
于此同时，汪伪政府也认定合流后会被蒋介石铲除势力，汪精卫也不想继续对日本妥协。
不过，局势很快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8月的百团大战，有效阻止了蒋介石对日方的屈服。
而在日本方面，虽然官复原职的近卫文麿对“桐工作”非常支持，但陆相东条英机对此却非常冷淡。
初期，蒋介石早就有意议和，只是极其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和国家主权问题，激发了国内爱国抗战人士的愤懑，让他也不敢随意做这个罪人。
后来在日本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羞辱”下，蒋介石的抗日决心也慢慢变得坚定，在多次接触中也逐渐看清了日本的本质。
更何况日本诱降工作实际上也时断时续，多次秘密接触工作下来，既没有达成局部解决中国战事的目的，也没有成功诱降蒋介石。
随着“扩大派”势力逐渐强大，秘密接触的失败反而成为继续扩大侵略战争的借口，导致日本对华诱降工作前后矛盾、左右摇摆乃至最后以失败告终。
蒋介石以为美国给了他支撑，但其实中华民族的顽强不屈，才是我们最终没有倒下的最终的原因。
